山花奖与中国民协的学术传统
邱运华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山花奖是民间文艺界长期营造的文化品牌，是中国民协学术立会传统的持久体现，也是民间文艺界最优秀成果的集中展现平台。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自1999年颁发以来，在民间文艺界影响深远，每一届评奖都牵动着民间文艺界整体，吸引整个民间文艺界的注意力，其学术影响力长盛不衰。山花奖形成的这一影响力，关键在于它的学术追求矢志不渝，学术传统长期坚持，深入人心。
学术立会是中国民协自成立起就明确坚持的优良传统。中国民协成立于1950年3月底，最初的名称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就明确了“广泛地收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这一目标作为研究会的根本任务，分别制定了五年、十年工作规划。周扬同志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成立大会通过《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明确了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人文理念、科学方法、发展路径，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间文艺活动定下基调和规范。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了“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可以说，这十六字凝聚着民间文艺界对协会的基础工作、核心价值的共识，也成为协会的学术标识。
这一学术立会的传统，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收集民歌运动以促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更应该是对延安时期以鲁艺为代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广泛开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再发展。民间文艺界充分认识到民间文艺的人民性和民主性本质，强调要深入田野、深入基层去收集民间文艺，科学地整理和研究民间文艺，更力求把民间文艺资源化为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雄厚基础。我理解，人民性、田野性、科学性构成了中国民协学术立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民间文艺事业永远面向人民群众，永远立足于田野基层土壤，永远在科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学术研究并以此对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评价。
今天，回顾自1999年开始第一届山花奖评奖以来，获得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成就奖和各类（包括优秀学术著作、民间工艺、民间艺术表演、民间文学创作以及曾经颁发的民俗影视音像、民间广场歌舞）获奖作品，我们看到，民间文艺界的泰山北斗都在获奖者之列，钟敬文、董均伦、贾芝、姜彬、肖崇肃、袁珂、康朗甩、居素普·买买依、刘德培、刘魁立、宋兆麟、乌丙安、刘锡诚、吕胜中、段宝林、张振犁、刘守华、郎樱、仁钦道尔吉、降边嘉措等等；一些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术基业的著作《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播谷集》《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中国民俗学》《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比较故事学》《玛纳斯论》《江格尔论》《格萨尔论》《中国原始艺术》等，都是民间文艺研究界的经典著作，学术史上的必读书目。翻阅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者和作品，无异于在翻阅一部中国民间文艺学术史，你翻阅着、体会着，便对中国民间文艺的发展历史了然于胸，便对前辈们提出中国民间文艺领域的基本命题、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及其思路悠然心会，你也会对老一辈及其坚守民间文艺阵地的继承者心怀敬意。山花奖的名单，叙述的是中国民协树立的民间文艺学术传统，也是我们民族千百年传承的优秀文化的现代精神。
今天，重温中国民间文艺的学术发展历程，重温中国民协主持的民歌收集整理、“三大史诗”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三套集成编撰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编撰项目，反思山花奖20多年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责任和使命重大，不仅因为民间文艺本身这一学术事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赓续传承，还在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做出有益于中华民族并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民间文艺成果，才能称作真正名副其实的天下公器，这一目标是中国民间文艺界的最高目标，也是山花奖的最高目标。
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获奖作者访谈
王宪昭：民间是神话研究的富矿
“民间文学研究、神话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体系，更不存在创世神话体系，每当提及神话研究，就往往会‘言必称希腊’，这不仅有违中国创世神话大量存世的客观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反映创新创造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说起创作《中国创世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的初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宪昭说。正是有这方面的担心，王宪昭才坚持着对中国创世神话母题领域的研究，写成了这部400多万字的著作。
王宪昭也凭借《中国创世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于2019年12月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全面系统梳理了中国十大类型神话母题数据，集中呈现了中国各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传统，积极创新信息化背景下数字文本检索路径……神话数据可为当代文化创作提供便利资源，索引体例与其他多种学科预留开放性接口，母题编目为人文学科数据库建设提供借鉴。”这是对这部著作最中肯的评价。
其实，早在2003年，王宪昭就开始将中国创世神话母题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年，王宪昭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的学术兴趣“落地”到了创世神话母题上。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王宪昭下决心要通过具有关键词功能和数据检索功能的“母题”来呈现自己关于中国创世神话的研究，“它有利于中国56个民族的创世神话的关联性建构及其知识图谱呈现”。
抱着这样的想法，王宪昭开始对历代文献、口头文本、文物古迹以及民俗传统中的各民族神话进行拉网式采集，并对搜集到的神话进行梳理，辨析其中的创世神话以及包含创世叙事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王宪昭采集到了两万多篇各式各样的神话文本。王宪昭说，做这样的研究，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特别是数以万计的母题界定与编码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面对这些资料，王宪昭对文本进行了分析与解读，进而提取母题、进行母题分类，并进行母题层级编码。
为了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王宪昭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神话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实践性，只有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的形态中才有很好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的民族地区，由于环境相对封闭、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传统，保留下来许多鲜为人知的活态神话。”王宪昭在近30年的时间里，已对40多个民族采录了第一手资料。“走进民间，才能更真切体会出民间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捕捉到更真实的学术信息。”
获得山花奖之后，王宪昭将自己的下一个学术目标定在了“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未来我将以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方法为重点，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十大类型神话母题数据，深入分析中华民族神话资源的内容与结构，集中呈现中国各民族优秀神话的整体面貌，全面揭示中国各民族神话母题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精神。”王宪昭说。
黄景春：这本书经历了18年的写作和修改
对于民俗学家、上海大学教授黄景春来说，《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他前后经历了18年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这是一本主要研究丧葬仪式中产生的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等宗教性随葬文书的学术作品，书中包括对出土的历代宗教性随葬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对田野调査得到的当代丧葬仪式上制作、使用的随葬文书的研究。
“以前人们对买地券做过全面研究，偶尔也有人把几样文本放在一起讨论，但对这些文本做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在这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从2001年开始，黄景春就开始搜集资料，撰写相关文章。200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攻读博士的黄景春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并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这篇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完成的基础。从2004年开始，黄景春到各地做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于2014年完成了书稿的修订，又经过3年多的完善，《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可是，在出版之前，黄景春却“有点担心”：“有些问题别人都讨论过了，我这本书是不是已经没必要再出版了。”然而，在读了几本相关学术作品之后，黄景春坚定了自己出版此书的想法：“看了几本书后，感觉我的研究还是有一些新意的，就把它印了出来。”
让黄景春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惊喜——2019年12月，黄景春凭借该书获得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说起获奖经历，黄景春说：“这本书出版后正赶上山花奖评奖，上海民协推荐了我的作品，我鼓起勇气送出了自己的书参评，没想到最终获奖了！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向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作这样一部作品，黄景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2003年，黄景春开始到陕西、山西等地调查民间葬礼，“从那以后，我得空就去田野中开展调查活动，先后到过皖南、浙西、赣北、上海、陇东等地，获得了大量民间券文。”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黄景春直言，自己“进过灵房，下过墓穴，跟风水先生一起住过窑洞，睡过土炕”。有一次，黄景春去浙江衢州进行考察，他跟石碑店的老板聊起了买地券的写法、样式，老板从旧物箱底翻出一份底稿，是以前某风水先生送来做买地券用过的。黄景春告诉老板，自己想看一份真正用于仪式的买地券。“老板连夜按照底稿重做了一件石质买地券送给我，让我做研究。”想起这件事，黄景春总是感觉很温暖：“我的研究能够完成，跟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这些好心人是分不开的。”
杨阳：“走黄河”让我理解了民间文艺的本质
“上世纪80年代末‘走黄河’的体验，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在不断地消化当年民间艺术考察为我带来的丰富养分。”说起1986年至1989年随队考察黄河流域民间文艺的经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阳依然心潮澎湃。
那是在1986年春节期间，为了充实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研究资料，在杨阳的父亲、学者杨先让的带领下，一行8人踏上了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拜访民间艺人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两个月，说起这段经历，杨先让曾打趣说道：“两个月走下来，我们都像是‘出土人物’，脸晒得黝黑。”不过，这“一走”却更坚定了他们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决心。
从1986年到1989年，杨先让一行人一共走了14回，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他们在走访中积累了上千张图片资料，整理出20多万字的文本。1993年，台湾地区《汉声》杂志社汇集成《黄河十四走》套书出版，得到海外文化界的广泛关注。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但遗憾的是版面与文字都有删减。2005年，新星出版社以《黄河 民间》为名出版了《黄河十四走》的缩减本。直到2018年，这些30年前考察形成的文献资料所汇编成的《黄河十四走》一书，第一次以“全貌”出版。
2019年12月，《黄河十四走》获得了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回忆起30多年前这场考察的经历，杨阳动情地说：“对我来说，这场关于黄河流域民间文艺的考察让我真正理解了民间文艺的本质，从情感上更加亲近民间文艺。我的学术研究不只来自于书本，更多的来自民间真实的生活。”
这场考察的意义对于民间文艺研究来说更为重要。“今天来看，《黄河十四走》一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已经成为35年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杨阳表示，再回头看书中记录的民间艺术，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在我们考察的那些地方，正月十五期间的闹花灯民俗已经发生了变化。那种形式多种多样的、彩色的民间纸质花灯已经彻底消失，人们在这个节日中手提花灯游走的场景也已经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声光电的现代灯艺演出。”杨阳同时指出，黄河流域人们生活中的“纯粹的民间皮影艺术也不再被应用到生活中”，如今，现代商业皮影演出形式更加流行。“所有这一切，显示了民俗文化本质的变化。”也因此，《黄河十四走》一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获得山花奖后，杨阳深情地说：“非常有幸，父亲和我能够获得山花奖。这是当年参加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的所有队员的荣誉，也是当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荣誉，更是中国民间文艺的荣誉。希望山花奖继续鼓励原生态的、自然纯朴的民间艺术形式与民间文化传承者。”
苗瑞：为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
2019年12月由阿木尔巴图（鲍玉祥）、苗瑞创作的《蒙古族传统美术·图案》一书获得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回想起得知获奖时的心情，苗瑞说，“山花奖是中国民间文艺领域的最高奖，我得知参评这届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的作品有113部，21部入围，只有4部获奖，这对我们的工作是莫大的肯定。”
据介绍，《蒙古族传统美术·图案》是内蒙古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重点项目——民间文化项目之一。该书上、下册共分7章，上册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阿木尔巴图，他从历史的、民族的、民俗学的角度阐释了蒙古族图案的文化意义，是其多年潜心研究蒙古族图案的积累。下卷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苗瑞，主要是传承人专集，以附图的形式叙述蒙古族图案，选取的几位民间艺人典型案例除女艺人刺绣图案部分外，都是苗瑞通过田野调查，深入探访取证、辗转寻访他们的后人及知情者，并撰写文章和采集图例。
“蒙古族图案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形态多姿、种类繁多；挖掘、整理、研究蒙古族图案艺术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对民族、地域文化的弘扬。”对于《蒙古族传统美术·图案》的创作历程，苗瑞介绍，近些年来，鲍玉祥出版了《蒙古族图案》《蒙古族工艺美术》等几本关于蒙古族美术相关的研究作品，这次他把这些成果重新组织、汇聚，从历史、民族、民俗学的角度再做一番梳理，形成了本书的上册。
“2013年，鲍老师找到我，提出为《蒙古族传统美术·图案》收集传承人资料，并把创作下册的任务交给了我。”苗瑞介绍，为了完成下册的写作工作，她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那些传承人大多已过世，除了个人声名在外，具体的东西都很难见到。为了寻访他们的后人及知情者，我的足迹遍至阿拉善右旗、西苏旗、正蓝旗、四子王旗、奈曼旗等地。有时候，恰逢当地有诞辰纪念日的活动，我就带着翻译集中时间采访。我为他们每人写了生平及艺术分析，采集的图片除印刷品外，都是经我手进行原图扫描的。”
2016年初，苗瑞把《蒙古族传统美术·图案》上、下两册的书稿交付出版社，令人没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鲍玉祥就生病住院了，“从那时起，他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之后，苗瑞担起了跑出版社、校文字稿、润色稿件这些工作，直至2018年，此书才正式出版发行。
对于苗瑞自己的美术作品创作来说，她也从蒙古族传统美术中汲取营养。“我长期从事水彩画的创作，以前，我比较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每当看到高楼林立下那些巷道里的小凉房，在被雨雪冲刷后呈现出既新鲜又斑驳的色彩和形状，就感到莫名的冲动，想把它们画下来。”苗瑞介绍，后来，她开始描绘“蒙古族使用的衣、食、行方面的器物”，目前，苗瑞正在创作绘本《草原寻马记》，“它是以水彩画的表现方式来完成的，也算是为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