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诚，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21年度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人才培养对象，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鲁迅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省级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内蒙古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史研究（1947-1966）》，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宗重大的文化旅游资源》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研究成果被经济日报内参采用。
摘要：
2022年既是柯仲平诞辰120周年，又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柯仲平从小濡染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歌唱传统并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柯仲平逐渐明确了文艺创作的革命方向，倡导革命与艺术相结合。1937年奔赴延安后，柯仲平深入开展文艺大众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是《讲话》精神的坚定践行者，体现了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艺方向，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
关键词：柯仲平；文艺大众化；《讲话》；大众诗人
2022年既是柯仲平诞辰120周年，又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80周年。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讲话》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讲话》是与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即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这也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呈现出的鲜明特征，他们“重视文学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要求文学自觉服从社会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和反思如何运用文艺形式开展党的思想宣传工作，1932年11月，张闻天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明确谈到当时的宣传鼓动工作“大都是限制于死的文字……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即使是发传单的文字“也没有真正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日常所用的白话”。
柯仲平被誉为“大众诗人”“狂飙诗人”和“火一样的诗人”，“把青春热血汇入了中国革命的滔滔洪流，在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诗歌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柯仲平一生与诗结缘，在现代诗的写作中积极融入以民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传统，从中学时代昆明参与话剧编创演出到在延安致力于旧戏改造，他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民间歌唱传统与独特的现代文艺风格
柯仲平1902年出生自云南广南这个边陲小城，当地多民族杂居、能歌善舞的民间传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厚的烙印。1919年，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爱国是最强烈的时代精神，用文艺来唤醒全民族的斗志也是那一代进步青年的共同取向，柯仲平也由此走上了现代文艺之路，在初期就呈现出独特的文艺风格。
云南的自然风土与社会境况对柯仲平的成长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柯仲平回忆道，自己生长在云南边境的小城：“常有机会和苗、瑶、倮倮、龙音、彝族……等兄弟民族相处……他们的歌虽然简单，可是很多，很丰富，还带着几分原始的气味。”柯仲平具有多种民族的血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影响着柯仲平对民间文艺的情感和认识，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他的文艺观念，也很大程度上养成了他豪迈乐观、热爱歌唱的性格特点。
柯仲平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激荡着火山喷发式的感情。柯仲平的大声朗诵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今天也只有在大声朗诵中才更能感受到柯仲平诗歌作品中燃烧的诗情。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迸发出如此惊人的激情，善用直抒胸臆表现手法的诗人，或许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柯仲平于1926年4月加入了创造社，郭沫若也是柯仲平非常欣赏的诗人。但即使是郭沫若也很少在现实中去 激情澎湃地大声朗诵自己的诗歌。而柯仲平的诗歌作品一定要加上他汇聚全身力量的大声朗诵才是完整的。柯仲平的诗歌朗朗上口，很适合放声朗诵，诗剧作品的语句或长或短，也充满节奏韵律。这与他与生俱来的豪放性格和民俗根性中的歌唱传统密不可分。
1919年，他于中学时代创作了第一首诗《莫懒惰呀莫疏忽》。这是一首短诗，用词浅白，富有口语化特征。这首诗就是一首歌，甚至在云南等地有较广的传唱度，据延泽民回忆，1946年秋天柯仲平在延安还唱起过这首诗。1920年，他创作了《白马与宝剑——情曲中之一》，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它的歌唱性质。这首诗呈现出一种浪漫的抒情风格，采用排比、重复、对话、感叹、象征等表现手法。这也是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1922年创作的《赠歌》，1923年的《此千起万伏的银河——二十五节跑雪曲》，1924年的《长征》和《挽她来哪儿住家——回其文的一封信》，这些诗展现了他深情的爱恋，热情的赞美，无边的迷茫，深重的忧伤和铿锵的高唱。
柯仲平在加入创造社前后还与鲁迅多有交流，1925年至1926鲁迅在六则日记和一封给许广平的书信中提到了柯仲平。1925 年6月，受到鲁迅的指导修改，柯仲平的诗歌《伟大是“能死”》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刊物《语丝》上，凸显出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1926年3月，《此千起万伏的银河》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刊物《莽原》上。1931 年鲁迅曾出资营救被捕的柯仲平，青年时期的柯仲平受到鲁迅莫大的鼓励和帮助，更受到其战斗精神的影响。
二、参加革命斗争与文艺大众化创作转向
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红旗日报》的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从事党的革命宣传工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秘密斗争，三次被捕也没有改变他的信仰。1935年，柯仲平在日本期间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并组织成立了“理践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柯仲平一直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无论被捕还是背井离乡都没有改变他的初心或阻断他前行的脚步。投身革命也使他真正了解群众，实现从书写自我到反映各色人物的转向。
1930 年，柯仲平出版了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反映工农武装斗争的长篇诗剧《风火山》，叙述“政治上从追求革命理想，探索革命道路到参加革命实际行动的飞跃”。从柯仲平自述也可以看出，1928年写完的这部《风火山》可谓他创作的转折点，即由过去的迷茫到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主题明确且通篇使用民歌体。这部宏大的诗剧共有五幕，分别是“打麦场”“冒火线”“生与死交战”“人吃人”和“风火山”，展现了明显的革命性的叙述抒情风格。这是柯仲平的第一部诗剧，它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柯仲平自身的革命实践。在主题思想上，柯仲平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秘密斗争和三次起义，对革命斗争的曲折险恶有了深切的体验，这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在第四幕“人吃人”中，李家母女和隔壁彭木匠家都因围城处于饥饿状态，反映了大革命时期老百姓的贫苦生活，我们也看到李家母女苦中作乐的温情与画饼充饥的无奈。诗剧中的人物庞杂，有流浪人、农民、农妇、小商小贩、木匠、青年、歌姬、士兵、长官等，诗剧的语言非常通俗，有些甚至是粗俗的，表现了人物形象的特征和思想情感。柯仲平最后借“报信者”带领众人喊出：“被压迫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我们自由劳动自由人类的时候就在眼前了！”在艺术形式上，诗剧采用人物对话、对唱的方式，民歌体唱词朗朗上口，民俗内容丰富，如彭木匠家的大姑娘和弟弟木匠子的对话展现了一年十二个月中具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及其丰富的民俗活动。
在这一时期除了诗歌、诗剧创作，1927年7月，柯仲平在西安学联办的暑期讲习会上还较早探讨了革命与艺术的关系，“关于将革命与艺术来合讲的文章，在我们中国还找不到五篇以上可看的吧”。1929年，上海狂飙出版部出版的《革命与艺术》，集中体现了柯仲平早期的文艺观点。诗人田间认为柯仲平的“艺术创造理想，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要求，不仅是起于延安”，而是在《革命与艺术》中就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柯仲平论述了革命与艺术的互动关系。“艺术是不能离开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是要抓住那个时代的生命而表现的。”柯仲平强调了革命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两者是相互反映、相互批评、相互突进和相互完成的关系。艺术在表现革命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革命中的力，革命中的血，革命中的狂暴、喊声、叹息、悲剧与喜剧……谁能用艺术以外的力量来抓住，来表现呢？革命中的一切呵，它的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艺术。”第二，柯仲平很早就认识到运用艺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意义。“宣传的目的在使民众知与激动民众这两件事。运用艺术的腕力是确能担当这责任的。”但是柯仲平深知，这很有难度，“可怜我们大多数的民众是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但你若说他们的话，用他们的话来表现，他们就比较地容易了解了。而且，你在他们的生活里注入理想而表现为戏剧或诗歌，或其他”。柯仲平认识到，用民众的话，用艺术的方法来表现，才能更好地发挥艺术宣传的效果。
可见，柯仲平很早就充分认识到革命与艺术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表现现实革命斗争的诗歌和诗剧的创作转向。
三、扎根延安沃土与文艺大众化实践自觉
1937年11月，柯仲平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37年12月，柯仲平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副主任。柯仲平在文艺实践上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创作新的诗歌、诗剧，热情倡导用朗诵和表演的方式呈现诗歌、诗剧；二是大力改造旧的民间戏曲并创编优秀剧目，组织剧团在边区基层演出。
1938年初“战歌社”成立，柯仲平担任社长。社团名称就彰显了其革命斗争性质，以歌为战，以战为歌。1938年5月，柯仲平朗诵了他新创作的长诗《边区自卫军》，表现了边区人民抗敌锄奸的故事，塑造了李排长和自卫队员韩娃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强调了“人民群众才是什么力量也攻不破的铁壁铜墙”。全诗分为四章，在诗歌的结尾，柯仲平喊出了“我们自卫军的任务何等重大，/ 保卫边区——/ 保卫抗日根据地，/ 保卫西北，/ 保卫全中国。/ 为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我们前进，‘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这首八百行的长诗被全文发表在《解放》上，影响巨大。毛泽东感叹道：“你把工农大众当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大众化做出了辛勤的努力。”《边区自卫军》采用通俗的语言，融合了民歌的艺术形式，汪洋恣肆，情绪饱满。贾芝认为《边区自卫军》“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的努力方向，也是他的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当年苏联的两位大诗人吉洪诺夫和苏尔柯夫，都曾对我们说过，柯老的《边区自卫军》可谓是一部本世纪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英雄史诗，与涅克拉索夫的诗有相同伟大处……著名汉学家彼德洛夫写专评称：‘柯仲平把中国古典诗歌和民间歌谣结合得很成功，是东方色彩的杰作。’”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这首长诗在题材内容上的开拓性，与民间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创新性，为现代新诗形式的探索贡献了一种可能性，也为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这类优秀的文艺作品开辟了道路，“当时他的诗作起到开一代新风的作用”，“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
1938年12月，柯仲平又创作了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反映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与日寇进行斗争的故事，塑造了共产党员李阿根、青年工人小黑炭、老工人刘大爷等人的形象。“心连心，肺连肺，/ 工人已经连成队；大地上，斩不断的只有长流水，/ 世界上，割不断的只有工人这个队！”这首诗节奏明快，适合朗诵。柯仲平在“自序”中指出这首诗使用的语言是每一个工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并鼓励工人们创作，“因为你们的生活比我更实际，你们使用的言语是更丰富、更生动的”。这两首长篇叙事诗是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工农斗争的最早作品。
在现代文学领域较早评价柯仲平这两首长诗的是冯雪峰。1940年，冯雪峰指出柯仲平的诗歌“以更统一的，更清新的诗的形式，在具现着中国大众的新生的生命和精神……主要地正由于他捕捉住了诗的生命，——在大众的朴质、强健、活泼和勇敢的战斗的创造的精神里，诗人获得了‘灵感’，捉住了那本质”。总之，既要表现革命斗争的内容，又要用诗的形式来呈现，具有较大难度。而柯仲平的诗能够贴合大众的生活和性情，展现出诗歌精神的真，情感浓烈；在人物形象和题材内容方面，柯仲平能够跳出古典诗意系统，大胆展现革命斗争的别样诗意；又将现代诗的书写技巧融入民歌形式中自然流淌，产生了触动人心的力量，拓展了现代诗的表现方式。
除了长诗，柯仲平的短诗也充分展现了革命斗争主题。1938年6月18日，柯仲平在《抗战文艺》发表了诗作《游击队像猫头鹰》，全诗共9节，计73行。这首诗就带有民间歌谣重章复沓的特点，开头和结尾呼应、回环。全诗记叙了游击队在马家村袭击了日本的一个联队的英雄事迹，在游击队做出夜里三更发起袭击的决定和开展袭击行动之间有一段景物描写。“快到三更，快到三更，/ 除了微微的风声，/ 满天星星，透过森林，/ 闪着眼睛，闪着眼睛，/ 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 等待着袭击的命令。/ 忽然间，忽然间有鸟鸣三声——”。密集的重复如耳语，带来一种时间的延伸感，酝酿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感。“正月里，正月正”分别在第3节和最后第9节的句首出现。这是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时间，也是阖家团圆的时间，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马家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满溢着国恨家仇。第3节的正月是灰暗肃杀的，第9节的正月意味着家园的回归与民族的希望。“闪着眼睛”和“静悄悄的”一动一静，重复增强了隐忍等待的“静”和即将大战、夺回土地的“动”之间的张力。“猫头鹰”是全诗的核心意象，呼应了游击队昼伏夜出的行动特点，柯仲平着墨于猫头鹰的眼睛，表现了游击队的灵活与智慧，沉着与敏锐，坚定与勇敢，在行动前不打草惊蛇，在行动时迅捷且凶猛，而猫头鹰善于捕鼠、为人类保护粮食，正是游击队保家卫国、为民除害的象征。柯仲平使用的诗歌语言浅白易懂，朗朗上口，对民歌形式有充分的借用，创用崭新的意象，辅以记叙、描写手法，展现抗日斗争的现实图景，表达了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
考察柯仲平的诗歌创作我们不能剥离它的生长土壤，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大背景，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背景。贾芝认为柯仲平诗歌的特色，一是“一贯的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二是民谣风格。从诗歌的发生学来看，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柯仲平诗歌创作不是书斋里或自然风光中的情志抒发，而是在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喷薄而出的，是在鲜血淋漓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生的。
1938年春天，在观看秦腔传统戏后，毛泽东曾指出把群众喜欢的秦腔形式加入抗日的内容就成为革命戏了，柯仲平深受启发。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柯仲平为第一任团长。柯仲平重视旧戏的改造，编创新的剧本，组织剧团到各地演出，甚至自己也登台表演。“柯仲平是一位非常朴实、豁达、乐观，充满智慧的革命诗人，在延安的时候，他身披短皮袄、头扎羊肚毛巾、脚踏土布鞋、下巴上留着一把长须，整日领着民众剧团在乡村摸爬滚打，俨然一个真正的乡土艺人。”这是柯仲平全情投入工作的写照，与剧团、与群众打成一片。柯仲平和马健翎打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红旗，跑遍了边区各个县城，被誉为“小长征”，演出了第一批自己创作的秦腔戏曲现代戏《中国魂》《三岔口》《查路条》，轰动了整个陕甘宁。毛泽东高度评价民众剧团的演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柯仲平及民众剧团在筚路蓝缕的物质条件下，却饱含着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而演出到天亮，为探索文艺大众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延安公认的实践和推广文艺大众化的最早和最杰出代表。
1985年，习仲勋发表《在纪念柯仲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回忆道：“他不仅带头创作墙头诗，倡导街头诗运动，还带头在各种集会上进行诗歌朗诵，并亲自筹备和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年复一年地走村串乡，为群众送戏，在创作和演出活动中，努力体现出民族的风格和特色。一九三九年，我当时在关中地区工作。一次，柯仲平同志带领剧团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杨坡头。尽管前线炮声隆隆，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还是坚持要去慰问演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诗人对工作、对人民像一团烈火一样的热情。”可见，民众剧团一方面送戏到抗战前线，另一方面送戏下乡。送戏到前线慰问前线战士，让战士们在残酷的战争中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通过观赏带有民族特色的演出强化与老百姓的血脉联系，也进一步鼓舞和凝聚战士们英勇杀敌、保卫家园的抗战精神。送戏下乡，因为柯仲平深知决定中国胜利的是中国的大众，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地位，因此亟待运用民族形式让大众尽快认识到自己在抗战中的重要性。
四、新的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理论探索
在理论探索方面，从1937年11月来到延安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柯仲平发表的十余篇文章集中展现了他对诗的朗诵、文艺方向、民族形式、旧文艺改造、中国民歌传统等问题的认识，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柯仲平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主张。
柯仲平在1938年谈到诗歌的朗诵问题，他指出，“朗诵是在讲话与歌唱之间的、最富于旋律运动的一种声音艺术”，言语和音乐是它的基础。朗诵是感动大众和教育大众的重要形式，能够朗诵也是诗歌的价值之一，适于朗诵也是柯仲平诗歌的重要艺术特征。有一次柯仲平即兴朗诵自己诗歌的片段，“柯仲平个子高，嗓门大，又带着浓重的云南地方口音，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以为鲁迅与柯仲平吵起来了”，这充分说明柯仲平即兴朗诵诗歌的艺术才能和澎湃的激情。楼适夷曾描述柯仲平在舞台上朗诵的情境，“他全身裸体，只在腰间和肩头缠上一些红绸，在黑色的帷幕前屹然挺立，露出身上一缕缕饱满的肌肉，像一座阿波罗的雕像，一下子就把全场的观众都镇慑住了，紧张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忽而像狂风怒吼，忽而如虎啸龙吟，又忽而风平浪静，低徊悱恻，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柯仲平是全身心投入朗诵，呈现了一种整体的艺术，带来巨大的感染力。
对于民间艺术形式，柯仲平倡导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也正是我们创造抗战民族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就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民间艺术的旧形式蕴含着大众的劳苦作风，歌唱韵调和明朗格式 ，这些都是民间艺术的优点，保留着最浓厚的中国气派。这一点非常可贵，柯仲平认识到喜爱旧戏不只是老百姓的习惯使然，而是旧戏中蕴含着艺术上的优点。因此，汲取和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1939 年 11 月 16 日，延安《文艺战线》登载了柯仲平的文章《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他指出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要把握住大众的方向，大众方向有三个特质。
一，在意识、思想上，它是为拥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工作的；在基本情调上，他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积极情绪的；在教育意义上，它既不做群众的尾巴，同时不远离群众，是能提高今日的群众教育，在将来也还有教育群众的能力存在的。二，它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战斗经验……三，它敢于大胆地创造最进步的表现方法，最进步的形式，同时，也敢于大胆地运用旧的、半旧的优良技巧……
作为一位诗人，柯仲平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文艺的大众方向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学性的。1939年11月，柯仲平撰写了《论中国民歌》，后于1940年发表。柯仲平自述自己写诗“最主要的一个先生是中国民歌”，可见民歌对柯仲平的影响之大。柯仲平介绍了祖母教唱的民歌，高度评价民歌的艺术价值，“这些调子，总是明快而缠绵，简单而悠扬，多情而健康的。至于那单调的舞曲，全是愉快的、活泼有力的。他们生长在山野里，劳动是他们的本色……这就是他们歌声健康的主要原因。”柯仲平以具体的民歌为例，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民歌的优点，一是在内容上既透达民情，又表现出社会真理；二是对人民具有很大的功用性；三是民歌的语言带有地方性和传播的变异性；四是格律自然，民众是创作的天才；五是内容、歌词和曲调的和谐统一。可贵的是柯仲平能够辩证地看待民歌，能够正视民歌的缺点，如意识落后；柯仲平也提出了及时搜集与研究民歌的重要性。
1984年，钟敬文撰写了文章《我们不能忘记的人——追怀大众诗人柯仲平同志》，他认为：“仲平诗歌艺术对于人民大众固有的文艺（主要是韵文）的学习和运用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除了思想、感情等不用说外，他在语言、韵律、结构等方面都吸取和消化了民间诗歌的长处……他许多诗篇中所表现的那种诙谐、幽默。这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艺术风调。我们知道，这种风调，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中；而在他们的文艺中，特别在那些民间笑话、趣谈和滑稽歌谣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仲平在这方面的表现正是对民众乐观思想、情趣和跟它相应的艺术成就的合法继承和发展。”“柯仲平诗歌创作的大众化倾向是始终一贯的，自《风火山》开始，一直沿着这一方向迈进的；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大众化、民族化倾向，是同他的整个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是同他组织民众剧团、编写、演出大众剧作、推行朗诵诗、街头诗运动血肉相连的。”柯仲平诗歌、诗剧作品幽默诙谐的艺术特征是非常突出的，这也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特征。
在延安这片沃土上，柯仲平对文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柯仲平还非常重视青年文艺人才的培养，在1938年发表的《持久战的文艺工作》中就谈到了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文艺学徒“从文艺后备军的地位走到主力军的地位”。在朱子奇的眼中，柯仲平是在河边散步吟诗的“大胡子诗人”，1938年曾在“抗大”第三期政治队学习的朱子奇回忆起当时和同学魏巍、胡征、周洁夫等人成立“战歌社抗大分社”，就是在“总社”负责人柯仲平的领导下。“柯老那雄狮般无畏的战斗形象，那烈火一样不灭的燃烧诗句，他那理性美与人性美相融和的乐观风趣的气质，始终感染着我，影响着我，启示着我。”
五、坚定不移沿着《讲话》的文艺方向前进
1942年5月，毛泽东《讲话》明确指出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也就将文艺工作提高到了与革命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明确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在事实上也引导了文艺工作的方向，至今对中国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将文艺工作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重视文艺工作的特点，即使在红军长征的艰难时期也从未中止或忽视文艺工作这条战线。
《讲话》明确了为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方向，并倡导：“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一方向作为党的文艺方向确立下来，统一了全党的文艺思想。赵炎秋认为，从1935 年1月至1976年9月，以《讲话》为中心，“毛泽东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讲话》的价值既体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又体现在中国革命史上。
与座谈会同步进行的是《解放日报》副刊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文章的发表，用以刊登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著作，陆续发表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摘录版《恩格斯论现实主义》，摘录版《列宁论文学》和鲁迅1930年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座谈会场外以专栏的形式转载经典文章，可以说从理论上，从最高的价值观层面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座谈会现场不同的文艺观点和立场发生着激烈的争论，柯仲平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发言，“使具有火药味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柯仲平的发言为什么能够某种程度上使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有所平息？柯仲平的发言是文艺观点上的，是创作态度上的，更从实践上为延安文艺整风提供了鲜活的样例。例如柯仲平在组织“民众剧团”编创演出方面的艺术实践“为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柯仲平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又是文艺大众化观点的拥护者，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大众文艺实践者，可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发言权的，他这里有大众化文艺展演后来自老百姓最真实的反馈，这些反馈充分说明老百姓的文艺需求和审美取向。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柯仲平就有明显的文艺为革命的现实需要服务的意识，并积极探索文艺用于表现革命的方式。《讲话》的发表是经过长期探索和充分准备的，也通过《讲话》上升为全党的共识，在后来的文艺工作中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1942年，在《讲话》发表之后，柯仲平更是《讲话》精神忠实的践行者，继续着文艺组织工作和创作工作。他受毛泽东邀请成为《解放日报》的特邀撰稿人，在理论建设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力量。柯仲平致力于旧剧的改造工作，如1942年10月谈到平剧的改造，“中国人民最欢迎歌剧、音乐，这是铁的事实。要掌握全中国人民的心，这是最优秀、最有效的武器。”他充分认识到革命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重要性和改造旧戏的重要性。柯仲平笔耕不辍，于1943 年冬至1944年春带领西北文工团到陇东下乡期间，创作了《无敌民兵》《模范城壕村》和《孙万福回来了》三部大型歌剧，并由文工团在各地演出，反响热烈。1946 年，出版长篇诗剧《无敌民兵》时柯仲平谈道：“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赤卫队和游击小组，就是当时红军的得力助手，也是红军胜利发展的基础……这是歌剧。在广场上给老百姓当作大秧歌剧演也成。调子，全用西北民歌和曲子戏上的。”柯仲平的创作既是现实的题材，反映革命斗争中党的领导和民众的力量，又能够融合民间艺术形式，符合民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美国文评家罗伯特•佩恩强调柯仲平是一位伟大的延安诗人，“延安有很多人，把他视为最伟大的大众诗人，因为他把诗歌的抒情深度，同他的政治见解结合在一起。”朱子奇认为， 这是一种“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又具世界意义的一种乐观、豪放、朴素、厚实的柯仲平诗风”。
当然，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和不少中国共产党人、作家、诗人也有大量的关于文艺方向、文化建设的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有一个较长的思考、探索与实践的酝酿期，事实上包括座谈会的召开过程也是酝酿期思想主张与分歧的集中表达。《讲话》明确了全党的文艺方向，在思想上发挥着引领的作用。
结语
《柯仲平文集》的“总序”中有一段对柯仲平一生的概括：“柯仲平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拥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党爱国、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怀。他还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艺战线的一位优秀的人民诗人和一位出色的文艺活动家、组织领导者。”这段评价充分体现了柯仲平在两条战线上的贡献。柯仲平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革命也成为他一生的底色。“从二十年代前期到他逝世前，他是以诗歌作为自己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的。抗战以后，他更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坚决实践者。”他在诗歌、戏剧等文艺领域的创作和活动也是支援革命斗争的文化武器，他大声朗诵诗歌就是渴望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呐喊，同时他的创作对现代文艺的题材和形式也有所拓展。柯仲平的诗歌、诗剧展现了革命的、大众的和民族的文艺内容和形式，柯仲平是文艺大众化道路的自觉探索者和《讲话》精神的坚定实践者。他的诗是尖锐的匕首，无情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是直抵人心的暖流，为大众拨开迷雾，认清革命现实；是包藏强大信念的能量，歌颂党和人民的事业，鼓舞信心和斗志。他对文艺大众化理论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在创作和组织实践中又迸发出火山喷发式的激情，不畏艰难，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是文艺大众化探索的先驱者，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一位影响了许多青年的文艺导师。
